現在我們所面對的這座城市，原名阿勒錦，清代稱為哈拉賓，至今僅有100多年曆史。而它的城市建築、商業和貿易的興盛，卻與一個多世紀之前直至20世紀上半葉，大量俄籍猶太人、波蘭人與白餓貴族的到來有著密切的關聯。1896年，俄國獲取了在中國修築鐵路的許可，哈爾濱逐漸成為東清鐵路的中心。20世紀初，俄、英、日和捷克等國，在哈爾濱設立了總領事館，德、法、意等國設立了領事館，使得哈爾濱在後來的50年間，迅速發展成為獨具特色的國際化大都市。由於多國移民的聚集，帶來了文化的多樣性。然而，在歐洲、俄羅斯與韓日等多種文明，與東北本土文化(黑龍江省本地的少數民族、關內的移民以及明清被貶斥流放的內地知識分子所共同創建的邊地文化)的混合、交融與碰撞中；在一個世紀以後所收獲的如此紛繁、雜糅、豐富的東北文化結晶與果實中，俄羅斯文化始終從中呈現出一條清晰而鮮明的脈絡。為中國這個古老的母體，移植並輸入了斯拉夫民族強壯的新鮮血液。俄羅斯文化對東北地區、其中主要是哈爾濱這個城市，從城市街道、建築風格、市民的生活方式、家庭裝飾、家具餐具、餐飲習慣一直到藝術審美情趣等各個方面，產生了極其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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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許可以認為，哈爾濱是一個有著鮮明異國血統的文化混血兒。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能夠清楚地辨認歲月與時間，在這座城市的許多角落所留下的俄羅斯文明烙刻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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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初前蘇聯解體，中俄邊貿進一步發展，在21世紀全球化的背景下，進入了中俄曆史上文化交流最為頻繁、熱烈、廣泛的時期。在哈爾濱與其它許多城市街頭，隨處可見的俄國商人，為東北帶來了大量商機，帶來了對於信息時代高科技文明的渴望，也帶來了俄國商人的誠信與粗放。但近年來的中俄文化交流，更多的是借助商貿之舟，例如服裝、電器、音像制品，並以中國對俄國輸出的形式得以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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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年我曾訪問俄羅斯，我對莫斯科城的第一印象，竟然覺得如此熟悉，似曾相識。可以說，莫斯科是一個面積被放大了多倍的哈爾濱，但更為富麗堂皇、雍容華貴。或者說，我曾經十分迷戀與熱愛的，具有濃．
鬱的俄羅斯建築風格的哈爾濱城，在我親臨莫斯科的時候，忽然覺得哈爾濱很像是莫斯科的複制品，甚至是印刷精良的盜版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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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正教大教堂拜占廷風格的大圓頂與拱形穹頂、市區各種公共建築物米黃色的牆體、建築物外牆上的浮雕裝飾，郊外別墅赭紅色或深綠色的鐵皮斜屋頂、阿爾巴特街的花崗石路......以至於我回到哈爾濱以後，常常發生幻覺，走在哈爾濱南崗與道裏的某些街區，我不知自己身在何處，好像是莫斯科城被整體或局部地搬遷過來。
城市建築是哈爾濱這個混血兒的外形。曆經百年風雨，我們仍能欣賞到文藝複興時期、新藝術運動、浪漫主義、折衷主義風格、巴洛克藝術、古典主義複興時期的各種代表作品的建築實體。比如毀於文革的精美絕倫的尼古拉大教堂、聖母守護教堂和聖母安息教堂、具有巴洛克藝術風格的秋林公司、艾爾諾貝新藝術風格的莫斯科商場(現黑龍江省博物館)及馬迭爾飯店；極具俄羅斯建築風情的標志性建築如原蘇聯領事館、典型的俄羅斯式木結構建築群的松花江江上俱樂部，等等。在曾是遠東地區最大的索非亞大教堂，90年代被命名為哈爾濱建築藝術博物館裏，我們能完整地閱讀到哈爾濱城市建設，百年興盛的曆史圖片。餓羅斯的建築藝術文化，在時間的流逝中，將哈爾濱這個城市混血兒的體魄、膚色、五官與習性，逐一加以修正，並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哈爾濱市民的居住與生活方式，直到80年代，走進哈爾濱市民的家庭，仍能看到被粉刷成各種顏色的牆壁，並在牆壁與天花板的連結處，刷有圖案優雅的裝飾腰線，這種從二三十年代延續下來的房屋內裝飾，在當時完全缺乏房屋裝修概念的中國，無論在中原與江南，都是鮮見的。哈爾濱市民有較多家庭使用鑲有銅柱的歐式古典席夢思床、在90年代之前一直流行腿柱粗大、結實笨重的俄式家具，顏色以黑色與深咖啡色為主，配有酒櫃與衣帽架、而餐桌通常是長方形與橢圓形的。由於寒冷的氣候與漫長的冬季，俄式的門鬥、牛皮銅釘的厚重包門，也被哈爾濱人以各種方式接受、仿制或略加改造。較為富有或略有知識的家庭，以十字繡或白色鉤線的窗簾作為裝飾，室內的陳設與擺件，也幾乎與俄國僑民之家大同小異。90年代中俄通商以後，哈爾濱很多普通市民家庭，都擁有俄羅斯的銅質茶炊、木質彩繪套娃等俄羅斯工藝品。而那些具有俄羅斯古典風格或近代巡回畫派的油畫作品，也較多地被哈爾濱人喜愛並作為教科書學習臨摹。
這個混血兒生長在多語種的環境，逐漸開始使用兩種或多種語言。但仍以俄語的覆蓋面為最大、普及力度最強。我1969年從杭州到北大荒上山下鄉，在佳木斯附近的鶴立火車站下火車，最早接觸的一個外來語詞就是"熱特"，是"熱特"把我們南方知青從顛簸的公路上拉回連隊去的。"熱特"是膠輪拖拉機的俄語發音，被直接引用過來。後來，逐漸知道了還有"喂德羅"(鐵皮桶)、"布拉吉"(連衣裙)、列巴(大面包)等俄語詞匯，都被東北人熟練運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哈爾濱的大學至今擁有全國師資力量最強的俄語專業，俄國僑民的俄文出版物已成為哈爾濱出版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蘇聯歌曲開始在中國悄悄流行，到20世紀50年代達到頂峰。1977年我到哈爾濱上學讀書，了解到哈爾濱是一座熱愛音樂的城市，但不知道是否與蘇俄文化的影響有關。然而俄國音樂與蘇聯歌曲卻是被哈爾濱人熟知的，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整整一代人，在至今記憶猶新的"老歌"中，其中蘇聯歌曲占去了很大一部分。凡在哈爾濱出生長大的人，許多人都能用俄漢兩種語言演唱。1993年我去俄羅斯訪問，在與俄國作家的交談聯歡中，同去的幾位東北作家大唱蘇聯歌曲，使俄國作家大為驚訝與興奮。他們說其中那些20世紀50年代的流行歌曲，連他們自己都已經不會唱了。20世紀50年代中蘇關系蜜月期內，中國城市的許多中學都設有俄語班，我亦有幸學過3年俄語，雖然多年不用，至今有許多單詞仍朗朗上口。
至於這位混血兒的口味呢?自然是俄漢兼收並蓄的。哈爾濱的飲食文化，受白俄的影響甚深。金碧輝煌的華梅西餐廳仍是哈爾濱俄式大餐的招牌餐館，近年來更有"波特曼"等後起之秀，將俄式美餐繼續發揚光大。中央大街上的一些不引人注意的街角，留存著正宗的俄式咖啡屋與冰激淩店，裝飾與口味都是別具風情的。我剛到這座城市的時候，曾對哈爾濱人在春夏的星期天，背著啤酒紅腸面包酸黃瓜，到太陽島曬太陽、在樹林裏跳舞唱歌的場景大為吃驚。後來漸漸知道，此類非中國式的休閑娛樂，亦與俄國人喜愛的度假方式有關。啤酒紅腸面包，如今已成為哈爾濱人的日常飲食習慣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在一個家庭的餐桌上，有一盤切成薄片的紅腸、偶爾還有一碟黃油或是魚子醬，然後，一邊是稀飯與鹹菜它們被混淆在一起，在同一時間內，被人津津有味地交替享用。哈爾濱人十分善於將這兩類完全不同的食物混合食用，將中餐與西餐巧妙地合二而一。盡管如此，當我在哈爾濱生活過數年，並吃下了無數哈爾濱的俄式紅腸之後，我不得不公正地評價說：在中國，我走過那麼多地方，也算嘗試過不少美食，但哈爾濱肉聯廠生產的正宗紅腸，確實是國內目前自產的西式火腿冷食中，最最好吃的一種。
我們將談到這位混血兒的著裝風格。大家知道旗袍來自於"旗人"即滿族的服裝，但隨著滿族入關、300年後清朝皇室最終退位之後，作為旗袍發源地的東北，尤其是哈爾濱，旗袍已逐漸退出日常生活，成為某些社交和吉慶場合女士們的禮服。從20世紀20年代起始．中間隔過了中蘇交惡的六七十年代，跳到80年代之後直至21世紀，市民的著裝風格與審美趣味，越來越巧妙地吸收了俄式服飾的某些特點。從男士的呢子大衣、船形毛皮帽及高腰靴子、男式小立領的襯衫，到女二夏季五彩繽紛的連衣裙和秋冬的大圍脖與大披肩，包括頭巾的系法與前額盤卷的發型，在許多細微之處，都能見到俄羅斯服飾文化的悄然滲透。在某個大雪紛琶的冬天，走在黃昏的街頭從積雪被清掃幹淨的臺階走來一位戴著餓式寬的中年男子，他黑色的呢子大衣上飄落著白色的雪片，鼻子被凍得通紅，身上微微散發著酒氣。或者在夏季，一扇綠色的木柵欄門鮮花盛開，櫻桃樹上熟透的果子落在草地上，院子裏的晾衣繩上掛滿了白色的被單床單，在風中輕輕飄舞......此情此景，你會懷疑自己走進了俄羅斯小說中的某個場景。但我卻無法准確地表述俄羅斯文學對哈爾濱這個城市的影響。因為相比以上所述的那些有形的工業商業與建築業等物質因素，文學的作用卻是無形甚至虛無的。中國從20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大量翻譯出版俄羅斯以及前蘇聯的文學作品，以及大量優秀和經典電影作品。我本人就是讀著蘇俄文學長大的。在我整個少年青年的成長時期，幾乎讀遍了俄羅斯和前蘇聯最有影響的小說、戲劇與散文。我們熟知前蘇聯以及俄國最優秀的作家與作品，這些作家與作品，滋養了整整兩代中國人。從列夫·托爾斯泰、普希金、果戈裏、契訶夫一直到肖洛霍夫，他們所提供的思想與藝術養料，曾經那樣強烈地喚起過我的激情與良知。我相信哈爾濱的讀者也同樣如此，哈爾濱曾是一個熱愛詩歌的城市，戰後以及和平建設時期，哈爾濱也曾產生過許多宏大敘事的文學作品，這也許是東北文學始終是中國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的原因之一。我只是希望在此提醒諸位，作為西方現代主義的重要鼻祖之一的陀斯妥也夫斯基，他的作品中複雜的人性深度，對蒼涼人世的恐懼以及對人的心理解析，是在80年代以後才逐漸受到中國讀者重視的。然後是艾特瑪托夫、斯茨維塔耶娃、索爾仁尼琴等現當代文學巨匠的偉大作品，在類似的社會體制和文化背景下，有如茫茫大海中微弱而溫暖的燈塔，引領著我們在黑暗中尋找光明之岸與靈魂的棲息地。
我已經談到了俄羅斯文化，在曆史上對東北以及哈爾濱人的日常生活與文化形態所產生的種種影響。但我最後想表達一點粗淺的個人看法：無論東北文化中具有怎樣濃烈的俄羅斯情結，無論啤酒、烈性酒和面包等表象事物給予我們多少文化的假象，東北人依然是中國本土的產物，它貌似混血，而在骨子裏依然以農耕文明與儒家文化作為精神支柱的。當俄羅斯文學豐厚的乳汁注入這片黑土地的時候，黑土地並不會輕易改變它的顏色。宗教作為一道精神的分界，劃開了民族間根本的文化差異。哈爾濱隨處可見的東正教、基督教教堂，以及大量的基督教徒所信奉的基督教文化，從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過東北移民族群的性格特征與文化屬性。俄羅斯情結更多的僅僅體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上，那是物質的、感性的，幾乎從未真正進入過思想與精神領域。樂天知命、安於現狀的東北人，幾乎與斯拉夫民族的憂鬱、感傷、孤獨的精神氣質和苦難意識毫無共同之處。很難想像在哈爾濱的車站上，會像莫斯科地鐵裏那樣，有很多人利用上下班時間在閱讀文學書籍；很難想像在哈爾濱會有人餓著肚子去聽音樂會；很難想像會有哈爾濱人好意思拿著一枝玫瑰花去送給自己心愛的人。這是一個信奉實用主義的國度，是一個曆史悠久得幾近衰老的國度。當年輕而雄心勃勃的彼得大帝，下決心在暴風雪肆虐、寒冷的芬蘭灣附近洪水泛濫的沼澤地邊上，建立起新的帝國之都，為俄羅斯開拓未來的出海口時，斯拉夫民族已經證明了自己夢想的能力。今天的俄羅斯，正在追求民主自由以及物質文明的道路上，艱難而勇敢地前進。因此，今天的中國人、東北人、哈爾濱人，仍需要謙虛地向俄羅斯學習，去發現那些隱藏在俄羅斯音樂、繪畫與文學中，為我們所忽視、所不屑的對於真誠、崇高、神聖、激情的渴求，那是比俄羅斯銀狐領大衣、礦產森林和其它物品都更珍貴的精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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